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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世家股票平台[1]在本节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

由于州县官不是本地人，对于本地情况可能知之甚少或完全不知，因而他们自己也发现有必要向士绅征询意见。[1]在本节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尽管在帝国境内有着很大的地区差异，但行政法规却极端僵硬，很少有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规定。士绅由于对本地情况较为熟悉，通常认为他们有资格向州县官提供一些与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建议。

关于当地居民的情况，尤其是关于地痞讼棍之类可恶人等的情况，也是从士绅那里了解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被视为州县官的“耳目”。[2]有证据表明，如果州县官不从士绅那里获取信息和建议，他就不得不求助于另一个当地人群体，这就是大多数官员认为不忠诚和不可信的书吏衙役群体。[3]

官绅一般都有些行政方面的经验，因此州县官在公共工程和地方防务事宜上，以及在情况复杂无法独自作出决策时，常常向他们咨询。从这个意义上讲，士绅实际上参与了政府的决策。举例来说，在1666年，江苏娄县知县李复兴为征税需要，想实行一种新的土地丈量法，把整个辖区的土地分为若干个相等的单元。这一做法需要对土地进行重新登记，涉及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县令召集士绅们开会，并获得了他们对新方法的支持。记载这次改革的书，将实施新办法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一位举人士绅，县官就是采纳了他的建议。[4]

在另一个例子中，浙江海宁知县报请委派“里催”在乡村催征赋税。巡抚征询意见后，指示该知县召集士绅会议咨询意见。在士绅的支持下，这一申请最终得到批准。[5]这些例子表明，不仅州县官会经常自愿向地方士绅征询意见，其上司也常常会要求他们向地方士绅征询建议。有时，高官们自己也常就某些行政事务向士绅咨询。[6]

在百姓和官吏之间，士绅常常担任调停人的角色，这使他们赢得了本地居民的一贯尊重。许多官吏发现，通过士绅向百姓下达命令比通过正常政府渠道要容易贯彻得多。[7]同时，由于士绅是唯一能够接触州县官的本地人群体，他们可以将百姓的反应通报给州县官。通过这一渠道，州县官可以了解人们对他的施政以及关于其僚属的意见。[8]

通常认为，士绅与本地百姓休戚与共。[9]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一判断的真实程度。在传统中国，社会学家所说的社群情感——就是对同一社会共同体的归属感[10]——占主导地位并将士绅和农民凝聚在一起。在通常情况下，两个群体（士绅和农民）都希望社会稳定有序。但是，安定有序的社会，对于士绅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他们的安全和特权全赖于此。农民的任何灾祸，都会导致社群的混乱，从而威胁士绅的特权地位。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特权阶级，士绅主要关心的是其家庭和亲属的利益，[11]这种利益往往与百姓的利益相左。在危机迫近时，地方共同体感情会强烈凸显出来；但在平时，阶级利益对士绅行为方式具有更大的决定作用。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在不损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士绅才会考虑社区的共同利益，并在州县官和地方百姓之间进行调停。

无论个人行动还是集体行动，士绅作为一个代表共同体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是唯一可以通过公认渠道向州县官或更高级官吏表达抗议或施加压力的群体。曾有士绅写信给州县官，揭露征收到的地丁税银常常被政府雇员贪污的情况，同时要求官员对纳税人更加宽厚一些。[12]有一次，因不满书吏在办理地契过户时索要过高陋规，浙江省山阴县和会稽县的士绅们召集会议，商定地契过户时可以附加的陋规不得超过八百文。他们将这一方案通报给知府，要求他将这一数额确定为永久性的官方收费额。这一请求得到了同意。[13]如果州县官无视士绅的建议或申诉，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及的，士绅将直接找他们的上司，对该官员施加更大的压力。[14]

除了提出咨询建议以外，士绅还参与下列地方行政。

一、公共工程和公共福利

士绅要捐资修筑河岸、堤坝、城墙、道路和桥梁，还要捐资助设普济堂、孤儿院（育婴堂）、寡妇院（清节堂）。[15]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由于用于公共工程和公共福利的政府资金有限，州县官必须依靠士绅的支持。[16]通常程序是，政府设立一个委员会，并指定士绅担任会长，募集和管理官绅百姓捐献资金。而且士绅通常会受州县官的委托，领导和监督工程的修造或慈善机构的经营。[17]许多官员认为，由士绅监造或主管的公共工程和公共福利事业，其效率比书吏管理高得多，而其成本比书吏管理还要低。[18]

在发生饥荒或洪水灾害时，士绅不仅要捐献赈济资金，[19]而且要直接操办救济事务，[20]接见饥民并现场分发食物和救济款。[21]大量的义仓是由士绅经营的。[22]

在19世纪后半叶，当中国交通手段开始现代化时，士绅们也加入了各省铁路的建造事业。尽管商人也涉足这一事业，但在与政府官员就地方铁路修造权进行谈判时，却是士绅居于主导地位。基于这一原因，铁路公司的董事，最终也是从士绅中选拔的，[23]尽管从实际业绩看这无关紧要。

二、教育活动

修缮本地孔庙、贡院（考棚）和学堂的资金主要来自士绅的捐献。士绅通常认为自己是儒家礼教的守护者。[24]他们还捐资修建书院，[25]其中一些人甚至出任书院的院长（山长）或主讲。[26]士绅还可望协助州县官在其不能亲自前往出席的乡村地区举行每半月一次的乡约讲习活动。[27]不过，士绅的这一功能显然只是名义上的。读者可回忆一下前文所述，甚至在州县官衙所在的城镇，讲习制度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三、保甲管理

我们已经介绍过，通常士绅实际上并没有被纳入保甲组织中，而保甲长作为庶民也无法监督士绅。[28]然而，有些州县官曾尝试委托士绅协助依据乡村治安员（保甲长）编制的保甲簿核查户口等工作。[29]也有这样的事例：士绅被委任为乡村保甲头领，负责监督更小单位甲和牌的头领，并且定期谒见州县官，交换保甲循环簿。[30]这可能不仅仅是使保甲管理更有效的一种尝试，而且是将士绅纳入保甲监督体制的一种设计。

四、地方民团（团练）

总的来讲，尽管士绅并不积极参与保甲管理，但他们在组建地方民团[31]以保卫其身家财产安危所系的家乡这一过程中，总是扮演领导角色。作为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渴望维持现状，抵制任何可能危害既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地方防务，这样一种需要强有力的权威和财力支撑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士绅肩上，因为他们为地方百姓所尊敬和追随并可以接触政府官员。

由于政府的武备过于软弱难以维持安定，清政府因而容忍[32]甚至依赖士绅组建、指挥地方乡勇民团。与此相似的情形曾出现在明末，士绅为抗击满人入侵而组织地方自卫武装。[33]这一情形在清朝重演，尤其是19世纪太平天国起义期间。由于常规军队的崩溃，政府鼓励士绅组建民团。有些卸任居乡的重要官绅，如常熟的庞钟璐（1822—1876年）、无锡的侯桐（1820年进士）、湘乡的曾国藩，均受皇帝之命在本省组建团练。[34]有些中央或省级现职高官——如吕贤基（1803—1853年）和李鸿章——被派回家乡省份执掌地方防御。[35]在中法战争期间，总督张之洞也要求广东省的士绅组建民团协助政府军抗击侵略。[36]

在各个市镇或乡村，常常会组建一些由士绅指挥的特别自卫团。[37]这些特别自卫团或由士绅自己承担经费，或由乡民自愿捐献或摊派募集经费，或从特别税目（比如厘金）中抽取经费，[38]也会专门设立一个公共机构来募集经费。[39]

理论上讲，地方民团是常规部队的辅助力量。绝大多数城市是由政府武装和地方民团共同防守的，[40]由州县官和其他地方官统一指挥。[41]但由于官绅常常拥有高于低级地方官的地位（有时他们甚至和总督巡抚抗礼），士绅常常可以指挥地方官。比如在常熟和昭文两县保卫战中，是庞钟璐指挥整个防卫，而两个县令则听他指挥。[42]

本节所描述的士绅的活动，是由法律和习惯规定并得到广泛认可的。州县官也须接受士绅所担任的职责，并允许他们参与社会活动。如果州县官未能达到士绅的期望，或者否认士绅业已确立的地位和角色，他就会遭到反抗。另一方面，州县官和百姓也期望士绅按照业已确立的传统实现他的职能。一个士绅若不能达到这些期望，也将引起官吏和百姓的不满及埋怨，甚至遭到其他士绅的责难。

注释：

[1]《经世文续编》卷八十二，第45页。

[2]《钦颁州县事宜》，第29页b；《福惠全书》卷一，第5页a—b；《学治臆说》卷上，第11页a—b；《学治说赘》，第3页a—b；《学治体行录》卷上，第11页；《平平言》卷二，第20页、第29页b—30页；《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八，第10页；《牧令书》卷七，第3页b、第4页b。

[3]《学治说赘》，第3页；《牧令书》卷七，第4页b。

[4]《松郡均役成书》册一，第25页b；册三，第116页a—b；册四，第118—129页b；册六，第206页b；册七，第230页及以下。

[5]《牧令书》卷十一，第20页b及以下。

[6]例如，在1853年，苏州知府在决定漕粮征收的新折算率时，就向士绅征询了建议（《显志堂稿》卷五，第43页b—44页、第45页b—46页）。

[7]一般认为，百姓与士绅更为接近，尤其与“士”（学绅，即衿）亲近。而且，在百姓心目中，士绅比地方官员更值得信赖（《学治臆说》卷上，第11页；《学治体行录》卷上，第11页；《东溟文集》卷三，第19页）。正如郭嵩焘解释的，官员要执行法律，而士绅则凭着情感接近百姓；法律所不能禁止的，却可能通过感情诉求来制止。因此，只有密切联系士绅，地方官员的号令才会得到富有成效的回应（《郭侍郎奏疏》卷一，第24页b）。

[8]《钦颁州县事宜》，第29页b；《牧令书》卷七，第3页b。

[9]费孝通：《农民与士绅》，第8页；张仲礼：《中国绅士》，第70页。

[10]与阶级情感相对照的社群情感的概念，见R.M.麦基佛：《社会》（纽约，1937年），第31、173—174页。

[11]费孝通：《农民与士绅》，第10页。

[12]《牧令书》卷十一，第22—26页。

[13]《绍兴县志资料》册十，第36页b—37页。

[14]例如1792年，浙江巡抚下令萧山知府及州县官会同士绅估算一个堤坝的维修费用。士绅之一的汪辉祖感到官员们所估计的费用太高，应当予以削减。官员们不同意他的意见，汪辉祖于是写信给巡抚。巡抚采纳了汪辉祖的建议，并下令萧山同知重新召集士绅估算修坝的费用（《病榻梦痕录》卷下，第52—53页b）。

[15]绅士对公共工程和公共福利的捐助，在每个地方的官报上都会报道。基于这些资料进行的详尽研究，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第56—63页。

[16]这一情况，知州叶镇总结道：“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况邑有兴建，非公正绅士不能筹办，如修治城垣、学宫及各祠庙，建育婴堂，修治街道，俱赖绅士倡劝，始终经理。”（《牧令书》卷七，第4页b）

[17]有一个实例是：钱塘江堤坝的维修，是在萧山、山阴、会稽的士绅捐助四万两白银，绍兴的盐商捐助一万两白银的共同资助下完成的。地方长官与士绅会商了几次，十一名绅士被委任为工程及资金监理局的董事。值得注意的是，巡抚坚持要绅士汪辉祖参加监理局，尽管他因病不愿参加。巡抚命令知府和州县官拜访他，并向他咨询（《病榻梦痕录》卷下，第51—54页b、第55页b—56页；《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第16页）。在另一个实例中，一个慈善局在六名绅士主持下募集经费，建起了一座有一百二十八间房屋的普济堂，收容了一百零四个贫苦的人（《庸吏庸言》，第82页b）。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普济堂和育婴堂都是由绅士管理的（《牧令书》卷十五，第17、23页）。

[18]《病榻梦痕录》卷下，第17页；《牧令书》卷七，第4页b；同前书卷二十二，第21页b—23页。根据江苏巡抚丁日昌的估计，慈善机构由士绅管理时，因其特别顾忌舆论，所以有七八成的经费会用于慈善目的。但如果由书吏和衙役来管理这些机构，他们至少要贪污三四成；同时，州县官的账房贪污二三成，州县官的长随贪污二三成，只留下一二成的经费用于慈善。因此丁日昌指示其下属官员，应将普济堂和育婴堂交给正直的绅士去管理，书吏和衙役不得介入（《抚吴公牍》卷十八，第2页b—3页）。

[19]据在浙江任县官的周壬福所说，拨给一个州县的赈灾经费一般不超过几千两。如果将赈灾款具体分配到乡村，每个村就只能分到几十两银子。由于赈灾经费有限，所以有必要依靠士绅、富户赈济捐款（《牧令书》卷十四，第38页b、43页b）。另一个官员何士祁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说，由于政府赈灾资金不足，自愿捐献就是弥补政府经费不足的必要手段（《牧令书》卷十四，第66页）。

[20]《显志堂稿》卷一，第19页；《学治体行录》卷下，第12—13页；《牧令书》卷十四，第31页b及以下。

[21]被委派掌管赈灾资金的绅士有权视察饥民，根据贫困程度将他们分类登记。这种登记是决定向灾民分配救济金的依据（《庸吏庸言》，第84页b—85页；《荒政备览》卷上，第10—20页b、第26—28页；同前书，下，第8页；《学治体行录》卷下，第12—13页；《钱谷备要》卷十，第15页a—b）。绝大多数官员都发现，将这一任务交给士绅要比委派给书吏衙役效率高得多（《牧令书》卷十四，第30页）。

[22]然而，管理社仓的社长可以是社区中任何富裕的人，不一定非要绅士充当不可（见《户部则例》卷十七，第26页b；《牧令书》卷十二，第32页b；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第62页）。湖南省关于社仓的法令规定，绅士或者庶民耆老可以担任社长（《牧令书》卷十二，第29页a—b）。广东巡抚李湖主张在不想参加下次科举考试的富裕生员或监生中挑选社长，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就在正直的乡民中选拔社长（《牧令书》卷十二，第40页a—b）。

[23]《东华续录》卷一百九十，第6页b—7页；同前书卷一百九十四，第11页a—b；同前书卷二百，第12页b—13页、第17页b；同前书卷二百零一，第4页、第17页a—b；同前书卷二百零二，第4、11页；同前书卷二百一十八，第9页b；《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九，第10页a—b。绅士在内河运输中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例如在1897年，湖南、湖北士绅申请长沙—汉口间轮船运输（矿产品和旅客）营运权。总督授权他们在两个省分别建立公司，每个公司都由绅士经营（《张文襄公全集·公牍》卷一百一十八，第2—6页b、第8页b—9页b）。

[24]1724年的一道上谕说，由于士绅读过圣贤书，他们应当自愿为地方维修孔庙和学校捐资，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三，第24页a—b）。另见《病榻梦痕录》卷下，第12页a—b、第24页；《图民录》卷三，第29页b；《期不负斋全集·政书》卷三，第10页b—12页；《牧令书》卷二十二，第11页a—b、第14页b及以下。

[25]省级书院由政府出资创立和维持。位于府、州或县的书院，或由政府经费资助设立，或由地方士绅捐资设立（《清会典》卷三十三，第29页）。例如，湖南衡阳一位名叫彭玉麟（1816—1890年）的绅士捐献了12，000两白银用以创建船山书院（《续碑传集》卷十四，第19页b）。

[26]值得注意的是，书院可以由本地绅士主持，也可以由外省来的学者主持。见蒋士铨、姚鼐（1732—1815年）、俞樾（1821—1907年）和朱一新（1846—1894年）的例子。《碑传集》卷四十九，第23页；同前书卷一百四十一，第12页b；《续碑传集》卷十九，第17页；同前书卷七十五，第18页。政府也规定，本省人或邻省人都可以受聘为书院院长（《清会典》卷三十三，第29页；《礼部则例》卷八十二，第2页）。

[27]《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五，第13页b；《钦颁州县事宜》，第8页b；《锡金识小录》卷一，第13页a—b。关于州县官要乡村或城市提名绅士为乡约“约正”的实例，见《绩溪县志》卷三，第35页。【此处《绩溪县志》系chi-hsi hsien-chih的音译。因作者原书译名对照表中并无此条，故只好音译如此。——译者】

[28]见上文，第九章第二节。

[29]《平平言》卷四，第44页。

[30]《平湖县保甲事宜》，第9页、第10页、第19—20页b。王凤生说，所有保甲头领（乡耆）都是由绅士充任的。只有在一两个偏远村落，这一职位才由务农的庶民担任（同前书，第25页a—b）。关于地方官在保甲管理中寻求绅士协助，更多例证见萧公权：《中国乡村》，第70—72页。

[31]见张仲礼：《中国绅士》，第60—68页；萧公权：《中国乡村》，第294页及以下。

[32]尽管官府在和平时期对推行保甲制度很有兴趣，但是对组织“团练”或地方武装的热情不高，并对允许百姓持有武器尤其谨慎。这一态度在县官刘衡给其上司的报告中表露无遗。他说，由于他已经命令地方居民组织团练，因此要让他们停下来很困难。刘衡还解释说，尽管他允许百姓持有经官府检验并盖有官方烙印的木棒、竹矛之类的武器，但他不允许百姓自行使用其他任何类型的武器。因此他告诉自己的上司，不需为此担心（《庸吏庸言》，第89页b）。

[33]一些城市（如嘉定和常熟）是由绅士领导防守的。在一个实例中，士绅俘获了满族征服者新委任的一个地方官员，将其处死；并且关闭城门、组织防御。详情见《明季南略》卷九，第40—41页b、第43—44页b、第48页a—b；《嘉定屠城记》；《嘉定县乙酉记事》；《海角遗编》；《鹿樵纪闻》卷上，第23页。

[34]《常昭合志稿》卷二十七，第48页b—49页；《海虞贼乱志》卷五，第347页及以下；《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第246页；《清史稿》卷四百一十一，第1页b及以下；同前书卷四百二十七，第11页b。

[35]工部侍郎吕贤基被授予“团练大臣”兼衔，与翰林院编修李鸿章（作为副手）共同指挥安徽当地的团练（《清史稿》卷四百零五，第1页a—b；同前书卷四百一十七，第1页；《李文忠公全集》，第12页a—b，第67页b）。

[36]《张文襄公全集·公牍》卷九十，第4页a—b。

[37]《海虞贼乱志》卷五，第348页；《庚申江阴东南常熟西北向日记》，第426—427页；《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卷五，第251—252页。

[38]见上文，第八章。

[39]在金坛，士绅建立筹防局，呼吁和征集捐款为地方防务提供给养和武器费用。该局同时资助地方团练和正规军队——当时正规军已无法从政府那里得到给养（《金坛见闻集》卷五，第193页、第208—214页；《金坛县志》卷十六，第3页、第4页b、第7页）。在六合，士绅建立了一个“团防筹饷局”，后来又建立了一个厘金局收取厘金以支持防务（《六合县志》卷四，第12页b；同前书卷八，第1页b、第4页、第6页b、第8页b；《六合纪事》卷五，第154—155页、第160页）。其他事例见《海虞贼乱志》卷五，第347页；《蒙难述钞》卷五，第53—55页；《凤鸣实录》卷五，第5、8页。

[40]例如在六合县，东城、南城两区由官军把守，西城和北城由地方团练防守。民团由武举人和武生员指挥。此外，有些绅士被委派到城门口负责瞭望、盘查。防务总监由翰林院检讨徐鼒（1810—1862年）担任（见《六合纪事》，第153—163页；《六合县志》卷五，第3页b—4页；《碑传集补》卷二十四，第14页）。在金坛，官军守卫县城，地方团练则把守城门、水门和炮台，支援官军。还建立了巡防局和若干分局，每一个局都由绅士领导（《金坛县志》卷十六，第2页a—b、第4页b、第5页b、第6页b、第13—14页b、第18页b、第20页b—21页）。

[41]例如六合县的防务，是由知县温绍原（1858年卒）在绅士的协助下指挥的（《六合纪事》卷五，第153页及以下；《六合县志》卷八，第1页及以下）。潜山的战略要冲，是由绅士率领民团在州县官指挥下防守的（《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九，第19页b—21页b）。统一指挥的重要性首先是由魏源（1794—1856年）在其《城守篇》中强调的。在文中，他建议地方长官应当留守城中心发号施令，由僚属官员和士绅负责城市周边地区的防卫。他强调，不应当允许士绅改变这一格局，要防止他们未经官员许可擅自指挥（《牧令书》卷二十一，第40页b—41页）。

[42]《海虞贼乱志》卷五，第347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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